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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于轼:拿富人的钱,为穷人办事

  比捐款更好的方法
10多年楼龄的单元楼,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,茅于轼先生的家,北京西城区南沙沟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。
因为是一楼,客厅光线暗淡,靠墙长沙发对面,夫人赵燕玲凑近着看电视,为了不打扰谈话,声音调到近乎没有。
拿起采访者的名片,茅于轼斜对着光线打量。他这两天被各种活动塞得很满: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会议;社会公正问题的高峰论坛;政府侵权问题的研讨。
网上针对他帮富人说话、替穷人办事的争论声也拉得很响。
穿着白色汗衫,捏一把扇子,茅于轼此时既不显兴奋、亦不冷淡。
我不怕被骂,他挥挥手,现在的心思显然不在这场纸面上的争论。
40多公里外的通州区,又一批100名从甘肃省贫困山区来的女性,到他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报到。这个学校以小额信贷的方式,帮助进城的农民工培训,试图以制度化、企业化的方式,来尝试大规模的帮助。
从2002年到现在,甘肃、安徽、湖南、河南,已有12000多位农村女性在此培训。
富平,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词,除了谐音扶贫之外,是否还有均贫富之意呢?
茅于轼一再用投资来解读他的扶贫概念:我是经济学者,喜欢这样算账:一个小保姆的年收入在1万左右,那她消费创造的税收就可能到2000元—多少人获益。
如果以一个人的月薪800元计,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开支,1万多人可创造1亿多GDP。茅于轼兴奋起来了:我们才投入43万,什么样的投资能像这样成功?
这种满足,无疑支撑了他和经济学者汤敏持续了14年的社会改造试验。
我们是万事俱备,只欠合法身份。和因推广穷人银行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相比,中国模式在政策层面遭遇的瓶颈仍在持续。
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—媒体关注的噱头之外,茅先生或许只是在做一个经济学者应当做的事情,尝试一种经济制度,来解决实际问题。
不要小打小闹的解决
你可以小打小闹解决几百人或几千人的问题,但你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。54岁的汤敏认为,在广袤复杂的中国,一定要找到能够解决大规模的、可以推广的模式出来。
汤敏刚从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提前退休,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。
18年前,他从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加入亚洲开发银行。虽然冠着经济学家的头衔,但他的工作不仅需与各国政府打交道,也要到基层去发现有价值的模式。具体项目,远多于研究。
2002年,汤敏转到亚行北京代表处工作。他和茅于轼又去山西的扶贫现场考察。那时,他们的小额贷款已做了9年,在当地影响日长,连地方的省长、北京的银监会主席都成了项目捐赠人。但是,在一个缺水的恶劣环境下,要根本改善农民的生活,不太可能。
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城市化。富平的家政学校只是整个试验的第一步—办一所学校,以贷款150元为学费,给贫困农民做一些培训,并帮助介绍工作,减少他们的进城摩擦。
他们设想,用小额贷款覆盖进城农民工上升通道,给他们贷款,让他们做点小生意立足。此后每隔一段时间,就提供一次培训。让他们收入达到2000或更高的话,他们就可能在城市真正居住下来。
1993年前后和我们差不多同时办的小额信贷项目,在蒙古、柬埔寨和老挝都成了规模最大的银行,而我们只是从一个村扩大到三个村。
提到这个对比,汤敏语气有些遗憾。他和茅于轼的想法,遭遇诸多制约,政策上的、资金上的以及人才上的。
当然,在金融这个特殊领域,更多是制度上的制约。因为,我们的金融改革步子还是不够快。
公益组织里的职业CEO
茅于轼和汤敏的设想,变成现实,依靠的是职业的慈善CEO。
但我不是做慈善。富平学校项目副总监邢文毅评价自己很不NGO,但这是我的职业,我是吃这碗饭的。
5年前,她刚离开工作6年的外企,去尝试为一个智障儿童足球赛做义工时,并未设想泛理想色彩的非盈利机构会成为她的职业。
富平学校理事会成员大都由她出面联络,这包括中国日报前总编辑朱英璜、联想董事长柳传志、经济学家吴敬链、林毅夫、张维迎,学者资中筠,SOHO董事长潘石屹等知名人士。
此外,她的联络名单,还有一个容纳了26家企业的公益沙龙,包括壳牌石油、戴尔电脑、微软等跨国企业,也有国内的民营公司。
个人与机构的职业化会是中国很多非盈利机构的瓶颈,邢文毅说,我们是吃这碗饭的,要把它当职业来做,而不是当热情来做。
邢文毅虽然现在很少去通州了。但每过一段时间,那里就会迎来一批新人。
8月6日,新的一批甘肃农村女子坐火车到了。当地政府希望和富平合作,把甘肃进京从事家政服务的女子数量突破万人。热爱数字的地方政府将这称为万名陇原妹进京。
36岁的胡秉莲第一次来北京。到的当晚,她就给在景泰县农村的家人打电话:是北京,到北京了。胡秉莲家有10亩地,但换不了多少钱。
孩子大了,要读书,开销大了。曾在当地县城饭店打工的胡秉莲看起来比那些18岁的小姑娘要老练得多。
她曾小声问同伴,咱县上的人说,是一个姓‘毛’的搞经济的,让俺们来学习的。他是做什么的?
本文来源:南方周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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